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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法文化 重构新时代的中华法系
2020-04-20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张晋藩   来源:《中国检察官》杂志
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法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极其丰富的资源和宝藏。
 
第一,中华法文化经过五千年发展而从未中断。在中国五千余年从未中断的法制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纵向传承、代有兴革的法文化发展轨迹,这个过程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关联性,也凸显了不同时期的时代性、特殊性和创新性。历代新兴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总要认真地考察前朝法制的利弊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形成一代新的立法体系及司法制度,这几乎成为通例。历代法典尽管在基本性质上保持一致,但在内容上于大同中有小异,在制度上既承袭又创新,反映了时代加给它的新的烙印。
 
第二,中华法系长期覆盖周边国家。中华法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唐代已经形成独立的法系,不仅具有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而且影响周边国家达千余年之久,日本、高丽、安南等国,都接受中华法系,模仿唐、明、清律,建立本国的法制。这不是偶然的。周边国家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具有相似性,都以农业为基本的经济形态,都实行君主制的政治制度,都奉行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加之唐律的法律体系、规范内容、制度建构、律意解释,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成为各国立法建制的范本。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中华法系对周边国家所具有的深厚的亲和力和长久的影响力。
 
第三,中国法律起源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证。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三苗作刑、皋陶造律等法律起源的实践,尽管他们所经历了的斗争过程以及立法的方式、方法不同,但都是在阶级矛盾复杂尖锐的背景下,为了控制斗争的发展,才分别制定了法律。这个过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的,也是符合中国法制历史实际的。比起西方以宗教神学解释法律的起源,更显示了中华法文化富于理性。
 
第四,乐在综合治国中具有重要作用。西周建立以后,周公设计了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方案。乐不仅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且与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密切相关,它可以改善人的性情,改良风俗,还可以安民立政,缔造善治。随着时移世易,古代乐的性质与作用已经完全不同于今,但“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却是古今一理的。
 
第五,《周礼》是中国古代的治国大典。《周礼》成书于两汉时期儒家之手,也是儒家《礼典》的开篇之作,《周礼》的内容宏大,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无所不包,充分显示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和理想。这些智慧和理想来源于此前一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机构设置、职官管理、司法实践所提供的经验,这些经验丰富了周礼作者的认识,在已有原型的基础上加以升华,形成了千古不朽的国家治理大典。《周礼》所设计的影响面宽广的治国蓝图,无可争辩地显示了中华法制的文明,它对后人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同时留下了无尽的创造空间。
 
第六,重构新时代的中华法系。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弘扬中华法文化,重构中华法系成为历史的必然。在中华法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主义,礼法结合的礼治文化,德法互补的治国要略,法情允协的司法原则,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严以治官、宽以养民的施政方针,明职课责的法律监督,良法善治的法治追求,如此等等,都可以作为重构新时代中华法系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代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法系,它必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既有特殊性,也有典型性,而且还需以它的先进性赢得世界的尊重。因此,非一日之功。

[责任编辑:张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