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与珠穆朗玛峰合影
王灿，常州市天目湖地区人民检察院支部书记，2002年3月至2005年7月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检察院挂职，任副检察长，江苏检察机关第一批援藏干部。
2002年是我人生中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年初，组织决定派我作为首批江苏检察机关援藏干部前往拉萨地区挂职工作。和我一起的，还有当时来自省检察院的李军和南通开发区检察院的管亮兵。
都说援藏苦，这话不假。尤其像我们，从气候宜人的江南，来到冰天雪地的高原，自从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还来不及感受格桑花的美丽，就先领教了她的威力。
拉萨的含氧量大概是平原的一半。刚进藏的那段日子，严重的高原反应让我们整日都是头昏脑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非常难受。而且高原地区的空气十分干燥，紫外线强度又高，我们嘴上起的皮一片片往上翻，甚至还会不时地流鼻血。我们不得不像女同志一样，兜里揣着润唇膏，时不时地擦一擦。长期缺氧也导致我们偶尔会心脏阵痛，我后来也因此患上了心脏肥大的后遗症。
记得就在我援藏的第二年，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惊的事。江苏检察机关代表团前来看望和慰问我们。他乡遇故知本是令人欣喜的。可那天午饭的时候，前来慰问的同事老吴却不见了人影。有人说他因自己身体不适出门买感冒药去了。
的时任常州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汪伯成有过西藏生活经历，他听后大喊一声“不好”，便立即放下碗筷，和大家一起把老吴送到了拉萨市人民医院。
一番检查下来，老吴果然是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当时已经产生脑水肿、肺水肿，情况十分紧急，必须马上转院治疗。几经辗转后，老吴被送到西藏军区总院，因为只有那里有高压氧舱。我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高压氧舱之前，老吴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乖女儿，爸爸这次可能回不来了。”听到这话，我们一群大老爷们眼泪止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昨天还一起谈笑风生的同事，今天就要面临生离死别。万幸，由于救治及时，老吴捡回了一条命。
当然，这样的惊险在今天已经不大可能存在了。无论是医疗技术还是进藏的条件，现在都要比当时先进得多。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普通的一次感冒都极有可能夺走生命。因此，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每一次进入雪域高原，都是对自身身体素质的一次严格考验，半点马虎不得。
然而，气候带来的身体之苦，却抵不上精神之苦。离家的三年，也是愧对家人的三年。“我走后，家里就全靠你了。”临走前，我对妻子说。而妻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女儿当时只有十岁，四个老人身体也陆续出现问题。尤其是最疼我的母亲，在我启程前十天被查出肺癌晚期。我不仅没能在她床前尽孝，就连她过世，也没能看上最后一眼。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西藏，为了明天，奉献青春，无怨无悔。当时的我，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暗暗发誓，一定要把以后的援藏工作做出彩，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家人的支持。
2003年10月份左右，墨竹工卡县法治宣传
援藏的岁月中，也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沁人心田。当时当雄县检察院的检察长尼玛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大尼玛。
一次聊天中，大尼玛提起工作中遇到一个叫布穷的孩子，他父亲去世了，母亲还有精神病，生活很可怜。当年，布穷考上了西藏大学，但因为交不起4000元的学费不得不放弃上大学。我们听后都不禁替他可惜。我和李军互相望了望，各掏了2000元给了大尼玛，作为布穷的学费。尽管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千把块钱，但能圆了布穷的大学梦，也是十分值得的。
后来，在我的一次生日中，布穷专门过来为我庆生。他向我们说起大学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谢，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我由衷地感受到什么是“藏汉一家亲”，也为自己援藏时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自豪。
援藏到底援什么？根据最高检的部署，就是在业务上补短板、强弱项。可真正开展起来工作，这就是一道道火辣辣的难题。
例如，援藏之前，我从事监所检察（相当于今天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近二十年。于是工作中我对这项工作格外关注。记得当时我和当地的同事去看守所提审，发现了很多不规范地方。比如由于房间有限，存在犯人混押混管现象。在和相关领导交流时，也发现他们危机意识比较淡，认为把人关住了就行，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次交流不欢而散。回到检察院，我把相关情况了解清楚，形成一份检察建议交了上去。第二年，看守所得到了改建，混押混管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自从那次有“辣”味的交流之后，我与藏区的同志们终于在依法履职的理念上达成共识。随后，犯罪嫌疑人羁押7天检查制、嫌犯谈话登记表格制等一系列原来没有的制度建立了起来，提高业务工作规范性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法治精神和发展理念传递下去，才是我们奔赴3800多公里的真正意义所在。
走访当地藏民
转眼间，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我们三人早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但这段经历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有生之年，希望能重回一趟雪域高原，再去看看我们当年挥洒过青春和热血的地方。（口述：王灿，整理：江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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