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余晖胜
严格来说，瞿秋白《坦荡人生》这本200多页小书，是一本记录他一生所见所感所思的随笔散文集，收录了他一生最重要文章《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狗道主义》等，语言活泼，文笔犀利。更重要的，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坦荡人生》在建国后首次收录了其饱受争议的《多余的话》一文，也是该书的重头戏，此文约有2万字。正是这篇曾经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临刑前绝笔与自白，让他去世30年后仍起波澜，甚至在文革中因此被指责为“叛徒”“晚节不保”之毁誉。但相信更多的读者，是把他解读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不文过饰非，敢于自我解剖、大义凛然的坦荡人生之遗言。
这本书陪伴我快30年了。我还记得购买这本书情景，那是1993年，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青葱小伙一枚。在一个寒冷无聊、下着绵绵小雨的冬日下午，颇有几份烦躁，我便冒着阴冷的寒风、狂踩着单车奔到离单位三十华里外的江西余干小县城。那时市场经济之风已扑面吹来，小县城也开始躁动起来，但大拆迁时代还离她很远，小县城还保有几份她少女时代的赣鄱小城之美；在县城青石木屋古巷的长街里，你很快便能寻找到一份沁人心田的江南寂寥、悠闲及宁静。就在古巷尽头一家刚新开的小书铺前，我如获至宝的发现了这本书。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理想信念开始迷茫的年代，满街头飘散着商品经济的铜钱味与崔健破嗓子干吼着《一无所有》的歌声，让一个满怀书生意气、胸中抱有几份理想热情的刚毕业大学生，颇有几份困惑、彷徨与迷乱。看着书摊上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坦荡人生》一书，让我想起在大学《中共党史》课程学习时一位微胖的女老师讲述曾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英勇就义前那份淡定与从容：1935年2月，瞿秋白等留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斗争的人员在福建长汀一次突围中被俘，在每一次审讯时他都例行公事平静地回答国民党审讯人员，“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由于叛徒的出卖，瞿秋白被身份暴露后，从未出卖过组织，每次审讯他仍然坚持平静地回答说“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这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敌人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终于引起了敌人的不耐烦。当年6月18日， 被俘的瞿秋白被敌人带着长汀西门外罗汉岭前中山公园，他身着中式黑色对襟衫、白色及膝的裤子，从容不迫地缓步走向位于中山公园的刑场，一路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一处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甚好”，然后饮弹洒血，慷慨就义。实现了他青年时代面对内忧外患祖国的承诺，立志要“总要有人走在前面，准备牺牲，为大众开辟一条通向光明的路”，那年他才三十六岁。党的初创时期党的领导人那份革命信仰的坚定、无畏英勇的气概与那位微胖的女老师讲述这故事时的激情和惋惜，常在我脑海中盘旋。可以说，瞿秋白之死，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千古绝唱。在我看来，甚至超过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行刑时的壮烈和凄美。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绕不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28岁的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他是中国翻译《国际歌》第一位译者，在翻译《国际歌》时他特意选择音译“英特纳雄耐尔”这个单词，他希望国人在唱到这个词的时候，能够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发出同样的声符。他还是为人高冷、友人不多的鲁迅生命中难得的一位挚友。1931年，瞿秋白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此期间，鲁迅曾亲笔写下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瞿秋白牺牲噩耗传来，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为他奋笔写下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
我购此书时之所以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份想通过拜读他在狱中生命最后时光亲笔自白的《多余的话》这一篇章，了解自己仰慕的英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以及为迷茫的人生寻找一份未来的答案。《多余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家的灵魂自白，更是一个革命家的思想解剖。他用自我反省的笔触和自我剥离的挣扎，用几近残酷的坦白直指自己的灵魂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掩饰和遮挡，透明而坦荡。全文共分八部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记忆中的日期——附录。”
文章一开篇，作者就提出“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这一反问直击心门。“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文革中许多极左的人看来，这就是瞿秋白文人的灰暗性和革命的软弱性的表现，甚至有人说“它是忏悔录，是殉情的葬花词”。其实只要多通读几篇，你一定会发现，这恰恰是是一名共产党员生命蜡烛烧烬、无私奉献的表现（他的原话是“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光明磊落、高瞻远瞩的反思省醒。正如其在题目开头引用《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实写下这篇文章，他绝对不是为谄媚敌人的“乞告哀怜”，对于一个自度必死而并不怕死的人来说，如果还这样去解读它，那只能说我们并没有读懂它。“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在我看来他是以一革命无畏主义与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超人勇气，在临终之前一次坦荡的自述，剖析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反思了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
为了客观地公正地促使人们理解和信服《多余的话》的内容，他通过先坦承自己的过错，他用“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等主题作负疚的检讨，通过自我的检讨，期待后来的革命者举一反三去思考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问题。
瞿秋白敢于坦承自身内心存在的革命家与文人情怀之间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与有产绅士阶层的意识冲突。他敢于剖析自己的中国式士大夫意识和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甚至自嘲自己：“所谓文人………，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面对成绩，他没有丝毫地争功或请赏；面对错误，他敢于承担。他说“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对别人的错误敢于担责，更不会去墙倒众人推。当大家都在批评李立三盲动主义错误时，他写道，“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
他既坦承错误，但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革命到底。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家。他说“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坚信南昌起义是有群众基础、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的确，回顾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果没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拉开武装斗争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何时才能带领老百姓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呢？
他为维护当时中央的权威和保全共产国际的威望，甘愿承担一切罪错。他在“脆弱的二元人物”章节中写道：“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就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觉得好像是拆台……”
不管今天的我们怎么解读，在我看来，我永远相信瞿秋白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像赴盛宴一般去面对死亡的视死如归态度，表明了他始终是一位自愿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而献身的革命乐观主义者。正如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当然，他仍有中国文人的小可爱。其实这篇文章最结尾一句话是你意想不到的，“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这也正是一位革命乐观主义在文章最后发自内心的最后一句话语，而不是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赴死的宣言。
建党百年，重新翻阅瞿秋白《坦荡人生》，还是让我想起第一次观看电影《无问西东》直击我内心的两句台词来：第一句是“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1935年6月18日站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行刑场前的那位革命者来回答，我想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对于一个坚定笃实有信仰、有家国情怀、救民众于苦难中的赤子之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责任与担当。第二句台词是“这世间不缺完美的人，缺少的是从心里往外的真心、正义、无畏、同情。”我想，尽管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但一个真正懂得寻找内心真实自我的坦荡之人，一个懂得同情怜悯、追求正义而无所畏惧之人，于我们这个世界，才有更多存在的价值和更多生命的意义。如此，世界很美好！即使是生命的尽头，作为一名中国人，你仍会发出这样的人生感叹：“中国的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